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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缅英烈

铭初心铸忠魂

贺昌

人物简介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年1月19日生，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人。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中共早期的高级党务工作者，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委员、第3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被选为中共第五、第六届（三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一、三、四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年3月率部向粤赣边突围，10日于江西会昌河畔遭国民党军伏击。

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实践，使贺昌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红军高级将领和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年1月22日，他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贺昌在红军总政治部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协助王稼祥筹备、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继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于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这个会议，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高度重视，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会并讲话。会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要求。确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战略口号，给此后的人民军队建设以深远影响。贺昌在会前几个月，就会议议程及根据议程拟讨论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提出了详细的意见。这些意见在由王稼祥和他联署发布的总政第七号训令即《关于游击队工作的训令》、《关于争取白区群众发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的训令》等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会议期间，贺昌主持大会，并在讨论阶段作重要发言。贺昌的发言内容在会议期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其重点在于从保证红军军事技术与组织纪律性、革命警惕性的提高，支部工作的进步，赤少队与红军后方工作的加强等方面，阐述进一步做好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会议结束之日，贺昌致闭幕词，强调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军委统一意志的实现，以争取五次反‘围剿’决战的胜利”。贺昌的上述言论，虽然因为组织纪律的约束等原因，字面上仍然少不了“左”的一套，但其精神却是积极的、科学的。这些思想和文件对当时革命军队正规化建设，对于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血洒苏区的英烈。尽管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希望以加强政治工作使红军更加强大，保证第五次反“围剿”一如既往获得胜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是把事情的结果引向了反面。主力红军不得不于年10月10日晚拱卫中央机关，从红都瑞金撤离，踏上西征之路，作战略大转移——长征。与此同时，成立以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中共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开国元帅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领导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昌也被留下，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而此时，陈毅、贺昌都是腿伤未愈的半残废。

主力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央苏区。然而，项英执迷于主力红军很快就会打回来，重建中央苏区，迟迟不肯转变思想方法、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致使苏区人民和留下打游击的红军陷入越来越艰险的境地。年11月23日，苏区的最后一个县城会昌县城被敌占领。这期间，中央分局开会讨论形势及对策。以项英为代表的一方仍然主张倾全力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中央军区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以陈毅为代表的另一方则主张转变思想，分散游击，保存力量，待机而动。贺昌这些日子常跟陈毅在一起谈论局势与出路，总结红军历次反“围剿”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两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会上便理所当然地支持了陈毅的意见。但项英此时是“老大”，他说了算，事情就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贺昌和陈毅多次提出改变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建议在12月中旬召开的苏区中央分局会议上，得以通过。

这时，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操劳过度，贺昌的身体己很虚弱了。可他不肯稍怠，为了组织、指导群众游击战争，他和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李翔梧一道，天天工作到深夜，赶写《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和供各红军独立团、营及游击队使用的政治军事教材《节省子弹和收集子弹壳》、《巩固我们的部队》等文件，把双眼熬得血红血红。为了适应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开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贺昌亲自为学员们讲解游击战争中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这些措施，对于巩固部队，稳定军心和民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跟中央分局一起行动的工农剧社的小演员们，却没有贺昌他们那样的焦虑与烦恼，一派“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孩子们仍然满以为红军出征不过像往常一样，一两个月打了胜仗就归来，开个祝捷会，大家欢欢喜喜。因而还是每天天刚亮就起身排演、操琴、练歌，准备祝捷会上的演出。贺昌见此情景，只有苦笑。他思量着应当把眼前的真实情况告诉剧团的孩子们，使他们有个心理准备和行动准备，才能应付各种突发事变。一天早上，贺昌带着彻夜工作的疲惫之身，一颠一跛地来到同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担任政治部破坏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面前，笑微微地叫他一声“丘八”(因为袁血卒一直在军队工作)，接着说：“剧团的小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个重句)……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份的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剧团与政治部各住一个山头，看得见，靠得近。贺昌让袁血卒去传达他的意见，除了袁血卒年轻力壮外，还因为袁血卒的爱人也在剧团工作，可以趁便会会面，说说体己话。这也是他对同志关怀的意思。

进入年后，形势更加凶险。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队，穷凶极恶地对中央苏区的每一个地方进行反攻倒算、搜山“清剿”。他们的口号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筷子过斩，人要换种”。中央苏区眼看大势去了。这时，发生了原中央政府秘书长、时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的谢然之叛变投敌的事。贺昌得悉后十分气愤，当即要李翔梧写篇文章予以揭露抨击。李翔梧奋笔疾书，写成《给叛徒们以无情的打击》一文，以社论名义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

这年2月4日，恰逢农历春节，贺昌参加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在驻地井塘村召开的专门讨论突围问题的会议。2月5日，是农历正月初二，遵义会议上刚刚确立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共、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