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贝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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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黄奇电

图片丨文昌中学档案室

我当不成“县丁”了

一九六二年，我在建华山小学毕业了。在考完小学毕业试后，我们又在班主任陈家冀老师的带领下到公社参加了“县考”，即全县小学升初中的统一考试。

在八月的一天晚上，陈老师把我带进他的宿舍，兴奋地告诉我：“你被文中试验班录取了！咱班有三名同学被录取，全县才招一百人，不容易啊！”我望着他那疲惫的身影，想起他平时为我们操劳的情景，感动得好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九月的一天，母亲带我到文昌中学去报名。我们是坐船到县城去的。恰好村里有船到县城里去办事，我和母亲便搭他们的船去了。

天还没亮船就开航了，正值大海退潮的时候，小船逆流而上，船走得很慢，好半天船才走到一个好象是大湖的地方。我举目四望，四周都是树林，大海不见了。这就是有名的八门湾。在八门湾里，风平浪静，渔船穿梭，渔歌阵阵。我们的小船在八门湾里呆了好久，才开到一个靠近灯塔的地方，这是文昌河的出海口。

又一会儿，小船拐进了一条大河，这是通往县城的文昌河。大河的出海口非常宽阔，水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河的四周都长着红树林，由于海水涨潮了，只见一簇簇的枝叶浮在水面上，红的绿的，显得非常壮观。

在出海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石山，足有几丈高，象是从水底里突然冒出来一样。这时，梢公放满了船的速度，让船慢慢地从石山旁边绕过，我看见石山上有几块大石头。梢公神秘地对我笑了笑：“阿弟，这是雷打石（被雷击中的石头），按规矩，你第一次看见它，必须向它跪拜三次，这样，它会给你带来运气，你将来会考上大学的！”

我为难地看了看母亲，心里想：拜就拜，只要将来能考上大学就行！母亲没说什么，只是笑着向我点了头。我按大叔们的要求，朝着石山的方向跪拜了三次。村里大叔笑着说：“文炳娘，这娃挺聪明的，你就等着他上大学吧！”

这时，小船继续向上游开去，由于是顺流，船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河道也越来越小。我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一栋栋的楼房也从红树林顶上冒了出来。

小船在码头旁边停泊，我跟母亲上了岸，就去找父亲，他的单位离这里不远。

我父亲在五十年代从清澜调往县城，在县三轮车社当会计，他对我和母亲的到来并不感到高兴，只是板着脸点了点头，仍旧打他的算盘，我和母亲就在那里等着。父亲結完了账，就带我们到饭堂里吃饭，这时已经是中午时分。

饭后我母亲独自到父亲的宿舍里面去，我不敢随着母亲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父亲有一种敬畏感。一会儿，从父亲宿舍里发出了争吵声，我母亲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你是从来不顾家的，挣来的钱都自己花，家里没有得到你的一分钱，好象孩子都是我自己生的！他的报名费和生活费用你必须全部负责，否则我和你离婚！”

这时我想起了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也都上了学。我父亲在外面工作，从来没有照顾过我们，母亲说的是理儿。

不久，母亲从宿舍里出来，一脸怒气，眼角里还带着泪花。她一把拉着我：“走！我们报名去！”

路上，母亲告诉了我：报名费由他（父亲）负责，每个星期给我两块钱伙食费。他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吃饭。

按常理，我是第一次来县城读书，人生地不熟的，我是他的儿子，他应该让我跟他在一起吃住。可不，他把我打发往学校里吃住了。这样，我也当不成“县丁（县城学生）”了。

艰难的学生时代

报名后，母亲带着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边走边看，赞叹不已：文中的校园真大啊！

从校门起，一条大校道把文中校园分成东西两部分。西校区是高中部，那里有高中学生的教室和宿舍，一排排的学生宿舍和一栋栋的教室，排列整齐，错落有序。在这里，还有两栋别具风格的建筑物，那就是我们以后经常光顾的科学馆和音乐室。

东校区的面积比西校区大得多，这里除了初中部的学生宿舍和教室外，还有一座能容纳一千多人就餐的大饭厅。除此以外，有两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一座是学校图书馆大楼，一座是学校办公室。两座建筑物之间是一个小花园，里面种满了各种名贵的花树。图书馆是学校标志性的建筑物，两层楼高，里面藏着珍贵的图书，是文昌县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大革文化的命，在破四旧和后来的大武斗中，图书馆里的图书被我们破坏贻尽，一本不存。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痛心。

母亲把我带往学生宿舍，安排好我的住处后，就回家去了。我的六年文中读书生活自此开始。

在宿舍里，我开始結识了跟我同窗三年或六年的学友们。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彼此关照，相互帮助，結下了深厚的学友之情。特殊年代对我们老三届的冲击和伤痛比哪一届的学生都大，但我们并没有气绥，在阴霾散尽，重见天日的岁月里，我们都通过不同的路径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由于经济困难和其他原因，我们这一届成了文中试验班最后的一届，而且才招两个班，我被编在2班。我的班主任是蔡兴桥老师，他从马来西亚归国，教我们英语。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非常温和而慈祥的老先生，他戴着眼镜，消瘦的脸庞上经常带着微笑。他对我们是那样的体贴入微，象父母一样的关爱着每一位同学。

我们入学的一九六二年，正是国民经济在经历了三年粮食紧张时期（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后刚刚恢复的第一年，人民的生活还非常困难，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开学始，母亲为我准备了一袋蕃薯干和两瓶椰子盐，以补充伙食的不足。

当时文中学生跟城市居民一样，每月供应大米21斤，每天不足一斤，在当时缺肉少油的情况下，对于正处于身体发育时期的我们，是吃不饱肚子的。我每天都搭配一定数量的蕃薯干，这样才勉强填饱肚子，有精神支持我上完第四节课。

但要命的是下饭的菜。父亲一个星期才给我两块钱，除去买米的一元，只剩下一元，我不敢去买学校饭堂的菜，因为还要吃早餐和买一些必要的学习用具。我的“下饭菜”主要是从家里带来的椰子盐。

文昌盛产椰子，在粮食紧张时期，椰子还救过许多人的命。由于缺少粮食，不少人患了一种要命的水肿病，吃椰子和黑豆能够治好这种病。

制作椰子盐的工序非常简单，把椰子肉刨成丝状，配上适量的食盐，在锅里炒干就成。在粮食紧张时期，椰子盐是文昌农村中最常见的食物之一。在暑假期间，我在海边钓了一些小海鱼，我舍不得吃，把它们晒干，炸熟后放在椰子盐里，变成了我最珍贵的食物。

上午第三节课下课后，同学们便成群結队的回到宿舍里补充“营养”，所谓补充“营养”，不外就是吃几口椰子盐，或吃自己的，或交换来吃，这时，宿舍里便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气氛。

在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回宿舍拿我的椰子盐去吃饭。我想打开箱子，突然发现箱子已被撬开，两瓶椰子盐被掏个一干二净，我只耐着性子去吃白饭。椰子盐被偷后，我不想张扬出去，也不去报告给班主任，因为这是小事一桩，两瓶椰子盐，拿了就拿了吧！后来我发现是班里同学李建国偷的，他家里从来没有拿来椰子盐，这几天却津津有味的用椰子盐就饭吃来了，我当时不想去揭发他。后来他因屡次违犯校规，被学校给开除了。

椰子盐和蕃薯干，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年代。

少先队和合唱团

在初一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先队员，每天戴着红领巾去上课。

我才十三岁，还不到退队的时间。学校里成立了少先队的大队部，一位女老师（我忘记了姓名）担任大队的总铺导员。我们班是2中队，班主任蔡老师是中队铺导员。初二年级还有许多少先队员，每个班是一个中队，少先队大队部在校团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少先队在学校团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很多活动，如参加全县的植树造林活动，到县城去打扫卫生，清理垃圾，参加全县少先队的歌咏比赛。一九六三年六一儿童节，少先队大队部带领全体队员到一小参加了全县城少先队队列大检阅，文中少先队获得了第一名。

一九六二年，团中央和中央少工委决定将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作为少先队的队歌，代替原来的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学校团委按照上面的指示，要求每个少先队员学唱《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我早就懂唱这首歌，只是弄不懂为什么要这首歌来代替原来的队歌。

后来，无论是少先队的活动日，还是晚上的读报时间，我们都热情洋溢地唱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一九六三年的元旦很快就要到来了，为了丰富城乡的文娱生活，活跃县城的节日气氛，学校决定派出校文工团到县城影剧院进行公演，同时组建文中少先队合唱团，届时跟文工团同台演出。

少先队合唱团由一百人组成，音乐教师黎础基老师负责合唱团的组织和排练工作，并担任合唱团的指挥。我有幸成为合唱团的一名队员，感到非常自豪。

黎础基老师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他毕业于音乐学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个子矮小，脸色苍白，身子单薄，但他的指挥动作潇洒大方，强劲有力。他虽然上我们的课很少（每周仅一节课），但至今还有很多同学记住他当年的风采。

黎老师为这次演出挑选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另一首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这两首歌当时很流行，政治色彩很浓。

黎老师一丝不苟地带领我们进行排练，从歌唱的声调节奏，到每一个歌唱演员的位置排列，他都进行了认真的指导。在他的带动下，合唱团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搞得滚瓜烂熟，其中还进行了几次彩排。

合唱团要求每位演员要准备一套制服，短袖白衬衣、短蓝裤，由学校统一制作，每人须交十元服装费。我把学校的要求给父亲说了，他不同意，说我乱花钱。我死磨硬缠：“爸爸，没有新衣服，我就不能上台演出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吧！”他只得同意了。

演出的时间到来了，我们提前到了影剧院，做好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天公不做美，在影剧院外面，风雨交加，满街雨水横流。在影剧院里面，观众早已挤满了各个角落，气氛非常热烈，很多家长也冒着风雨赶来观看演出。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演出，心情特别紧张。但当惟幕拉开，报幕员报告节目，黎础基老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的情绪很快地稳定了下来。随着他飘亮的指挥动作，我们非常动情地、非常出色地唱完了这两首歌。当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时，我知道，我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的演出。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做为一个小演员的公开演出，多年以后，我总是忘不了那次演出的情景。

我能当个画家吗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在没上小学之前，我经常在地板上用木炭画画，画鸟啊，画鱼啊，画树啊，画草啊，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不管象不象。

上了小学以后，我学画的兴趣就更浓了，这时我专门画人物，象《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张飞，《水浒传》中的武松、李逵，《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我都画，而且画得很象。我把他们都画在墙壁上，好让大家来欣赏我的画。

有一次，村农会大院来了两位苏联专家，他们是来研究椰子生产技术的。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符和友主任听说我会画画，便叫我给两位苏联专家画像，我二话不说，伏在地上就画了起来，一会儿，画完了，两位苏联专家看了哈哈大笑。符主任也说：“蛮象的，就是脚画得不好，一只脚大一只脚小的。”

一九五八年暑假，广东著名画家符罗飞回家探亲，来到他姐姐家。村里的叔叔带我去看他。符罗飞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叫我画一只狗，我画完了，他仔细看了看，高兴地说：“画得不错，有培养前途。”他叫人去把我母亲带过来，问她愿意不愿意孩子跟他去广州学画画，我母亲担心我太小，不同意我去，此事只得作罢。

上了文中后，我的美术教师是陈景生老师，他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他看到我在画画上有点才华，便有意地培养我，先把我安排到学校的美术小组里学美术，后来又把我叫到学校宣传部出版墙报。

在陈景生老师的指导下，我在画画的技巧方面有所突破，但总的进步不大，主要原因是功课的压力太大。我在学习上有偏科思想，我特别喜欢文科，但对数学有畏惧情绪，对数学的学习感到非常吃力，有好几次考试都不及格。按照学校的规定，主要科目语、数、英年考一科不及格就要留级，这使我感到非常害怕，总是想方设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稍弱了我对美术的兴趣。

陈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总是要求学生一定要按照他的框框来做，有时显得不近情理。有一次，他组织我们进行课外素描，画学校图书馆的外貌。我在作画精神不集中，不按他的要求来画，結果被他大骂了一顿，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不想画就滚出去！”我害怕得差点哭了起来。

在陈景生老师指导的美术小组里，要学习许多美术知识，还要完成很多课外作业，如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甚至还要制作木刻，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讲，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这样做会影响我们对主要功课的学习。后来，我以种种借口来躲避、甚至拒绝参加这些课外活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但文中对抓智育毫不动摇，始终把教学工作放在第一位。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繁重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使我应接不暇，我对美术的兴趣大大减弱。

有一次黑板报的制作，竟使我完全失去了对美术的兴趣。学校每周出版一次黑板报，我参与负责其中的版首设计和插图。这一次黑板报的主题是“学习王杰，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负责在版首画一个王杰的人头像。我模仿一幅宣传画上的王杰人头像，在黑板报上做画，但我还不大懂使用广告颜料，我画来画去，王杰的形象跟宣传画上还有一定的距离。陈老师看了不满意，叫我涂掉，重新再画一次，第二次他还是不满意。我放弃了作画，对陈老师说：“老师，我画不了了，你叫别人画吧！”陈老师有些恼火，便叫何敦武同学接着画，他在作画方面是个天才，三笔两笔就非常自如地把王杰的人头像画了出来，画得很逼真。我自知在这方面比不上他，心里感到特别沮丧，从此对画画的热情大打折扣。

使我完全放弃对美术的学习是在初三期间。那时，我要面对初中的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基本上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当时我的愿望是圆满地完成学业，争取考上海中或文中的高中，为将来能够考上大学打好良好的基础。至于当一名画家，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大河掏沙建球馆

文昌是著名的排球之乡，文昌中学是培养排球人才的摇篮。但是，当时的文昌中学没有一间象样的体育馆。

一九五九年，文昌中学少年排球队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轰动了整个文昌县。为此，广东省体委奖给文昌中学三万元，并建议在文昌中学建造一间体育馆。

三万元就能建造一间体育馆，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可是当年在文昌中学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硬是用自己的双手，终于把体育馆建了起来，神话变成了现实。

文昌有众多的海外侨胞，发动他们为文昌中学建造一个体育馆，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文昌海外华侨历来有热爱家乡教育事业之心，如文昌中学的图书馆，众多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海外华侨捐款修建的。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采取的是“闭关”的政策，不要说是动员华侨捐款，就是他们主动捐钱，我们一分钱也不敢要。

一九六三年春节过后，也就是我上文中的第二个学期，文昌中学掀起了一场修建体育馆的热潮。

在开学后召开的第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符芹英校长向全体师生发出了修建体育馆的动员令：“-------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学校体育馆建起来。别说我们现在有了三万块钱，就是三千、三百块钱也要把体育馆建起来。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学生在日晒雨淋的情况下进行训练！”师生们对符校长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时，大部分学生对体育馆是怎么样子都不知道。

建造体育馆需要大量的沙子和石头，学校决定动员全体师生自己动手解决建造体育馆的建筑材料。学校附近有一条不大也不小的河流，这条河直通海边，河里有大量的沙子。学校指定专人到河边进行了探测，划分了各个班级取沙的河段。

在掏沙的那一天，班主任蔡兴桥老师亲自带领我们到了河边。他是本地人（清澜公社），他的家距离河边不远，经常过河来学校。有一年刮台风，大水冲垮了大桥，他淌水过了河，对河流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指定了取沙的地点，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不要到水深流急的地方去。蔡兴桥老师还亲自跳下河去，观察水情，在水深流急的地方做了标记。

当时正值春节过后不久，天气还很冷，寒风吹来，身上感到阵阵凉意，水里更冷，大家都有畏惧的情绪。潘家义、朱玉梅两位班长二话不说，率先跳下水去，大家看见了，便齐声高呼：“一、二，跳！”一场掏沙战斗开始了。

大河里取沙，其实很简单，我们用粪箕捞起河泥，在水流湍急的地方上下冲刷几次，河泥被冲走，剩下的就是河沙了。这就是“大浪淘沙”的道理。

在两里多长的河道上，布满了文昌中学一千多名的捞沙大军。河岸上，红旗猎猎，水面上，人头攒攒，歌声嘹亮，口号不绝，师生们在冰凉的水底里拼搏着。在粮食紧张的年代里，正是他们长身体的时期，他们吃着蕃薯干加椰子盐的伙食，许多人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们？是他们热爱学校，为学校多作贡献的一片热心！

符芹英校长等学校领导亲临工地指挥捞沙战斗，他们在水深流急的地段插上牌子，上面写着：此地危险，严禁下水！他们特别告诉各班班主任：凡是有学生的地方必须有教师在场，绝不允许发生安全问题。

我在捞沙的劳动中，仅用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就捞了满满的一担沙子。我的弱项就是挑担子，我不懂换肩挑，只能用单肩挑，走了几十步肩膀就痛了，只得停下来松松肩膀。学校距离沙场三四里路，我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把沙子挑到学校。

路上都是挑着沙子的同学，他们一边挑，一边喊着口号互相鼓励。那个年代物质紧缺，很多同学都舍不得穿鞋子，都赤着脚走路，场面非常感人。

学校开展了劳动竟赛，每个班都指定一个地点堆放沙子，哪一个班的沙堆大就插上红旗。但沙堆天天都有变化，今天这个班插上红旗，明天就换成另一个班了。每个同学都为自己的班级争荣誉，能插上红旗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某一天，我们班的红旗被1班拿走了，于是班长跟同学们商量，决定利用午休时间大干一场，結果全班同学一齐出动，捞沙的捞沙，挑担的挑担，第二天一早，红旗又插到我们班的沙堆上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校道两旁都堆满了沙子，备沙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于是学校又开展了另一个战役：在文昌河里捞石头。

文昌河穿过城区，把文昌县城分成三个部分。城区河道里藏着数不尽的石头、砖块，从来没有清理过。

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到县城清理河道。那天天寒地冻，师生们不怕冷、不怕脏，不叫苦、不叫累，发扬了连续作战的精神，经过两天的拼搏，终于把河道里沉睡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石头和砖块都挖了出来。县汽车公司几部大卡车，用了几天的时间，把那些石头和砖块全部拉到了学校，基本上解决了建造体育馆的石料。

文昌中学师生清理城区河道，不但解决了石料问题，而且疏通了河道，一举两得，此举得到了县委的表扬和广大市民的称赞。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修建体育馆工程正式开工，工程队进驻了学校，在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工程建设中许多项目由师生担负，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工程顺利峻工，一座伟峨巨大的体育馆出现在文中校园里。

到了二十一世纪，文中校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多数的旧校舍被拆除，许多崭新的大楼建了起来，但体育馆仍然岿然不动，成为文中校园里的一个亮点。

今天，每当我带着我的学生去参观文中的新校园时，我总是带他们去看看我们当年建造的体育馆，我自豪地对他们说：“看，这就是我们当年建造的体育馆！”

星光照耀青山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文中读书的时候，生活条件虽然很差，学习虽然很艰苦，但我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感到很富足，我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六十年代是中国政治意识最强烈的年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但文昌中学仍然以教学为中心，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那时的校风和学风是最好的，教师是最棒的，学生也是最优秀的。在一九六四年的高考中，林明江、黄良乙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罗豫冠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升学率居海南首位。

学校在抓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丰富学生的文娱体育生活和政治活动。学校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小组，如文学社、美术组、物理组、生物组、体育队和文工团，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踊跃参加。

我不但参加了美术组，还报名参加了班上的排球队。我虽然长得矮小，但却是排球的好手，基本功比较扎实。一到体育活动时，便是我们排球队员大展身手的时候，我们有时自己训练，有时同别的班进行比赛。在学校举行班际排球比赛中，我们班还获得初中组的第二名。

在学校附近有两座小型水库，那里是我和同学们经常锻炼身体的地方，我的游泳技术很不错，在水库里来回游几次也不觉得累。一九六三年冬天，学校开展冬泳活动，早操时间，我一口气跑了两里多路，然后扎进冰冷的水里面，来回游了几圈，再跑步回学校，一点儿不感到疲倦。

一九六四年，我们观看了电影《女跳水队员》，看到了女跳水队员陈晓红精彩的跳水表演，跃跃欲试，建议学校在水库旁边建一个跳水台。学校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体育组的林洪乾老师带几个木工到了水库边，仅用了几天时间，一个简易的跳水台便建成了。但我们的跳水技术实在太差，当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象麻袋一样滚下水面，摔得直叫痛，我再也不敢爬上跳水台了。

学校还经常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娱晚会。

校文工团表演的歌舞《洗衣歌》，我看得如痴如醉，终生难忘。

张裕卓老师和符策焕同学的相声表演，惟妙惟肖，引起全场捧肚大笑。

符史花同学的《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的歌声轰动全场，掌声如雷。

何敦武同学精彩的技巧表演，也招来了一片片的赞叹声。

学校多次组织师生到部队去参观，搞军民联欢。有一次我们到了清澜海军基地，参观了海军的鱼雷炮艇，看了战士们的精彩表演，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如果我将来要当兵，我一定要当海军，我要驾驶军舰驰骋万里海疆，保卫祖国领土不受侵犯。

学校还组织师生到县城参观了围歼蒋匪特务展览馆。一九六二年，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派遣多股特务入侵海南岛，在我军民的大围歼下，全军覆灭。我看了相片无不感慨：“我们祖国这么强大，台湾蒋匪几个虾兵蟹将还敢来反攻大陆，那是痴心妄想！”

一九六三年某月的一天（日子记不清了），学校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一次别具生面的活动：野营拉练，在青山岭搞“军事演习”。这是我在文中读书期间唯一一次在野外过夜。

青山岭，顾名思义，远看一片青色，上面长满了灌木林。此岭并不高，仅海拔几十米，但在四周都是平原的情况下，就显得比较伟峨了。青山岭距离县城才十多里路，站在青山岭上，可以看到县城，看到文中，甚至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有位风水先生说，青山岭是块风水宝地，文中为什么会有人考上清华北大，就是因为文中的大门选对了：正对准着青山岭。

学校为组织这次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全校高初中学生进行混编，单号的班级编为红军，双号的编为蓝军，我们班为蓝军。出发之前，我们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尤能攀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总司令、军长……地雷等名称，还盖上学校的公章。临出发时，每个同学还搞了一顶用树叶编的伪装帽，教师也不例外，因为途中要搞防空演习。

这一天，我们下午四点钟提早用了晚饭。出发前学校发了通知，要求大家准备好过夜的东西，如开水、干粮、手电筒等，但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准备。

下午四点半，在一面“文昌中学”大旗的指引下，全校师生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走下县城，每个人都戴着伪装帽，因而显得非常威武。大家都精神抖擞地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高呼着“一、二、三、四”的口号，步伐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观看。

大队伍走完文南街后就开始分兵，红队跨过公子桥，向横山桥前进，从土宛方向前往青山岭。我们蓝队直接开往车站，沿海文公路直奔青山岭。两队行军方向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是青山岭，我们要在青山岭上胜利会师。

当队伍行进到竹崀桥时，前面传来了军号声，班主任尤能樊老师立即下令：“防空警报！立即隐蔽！”于是队伍马上散开，同学们都躲进了公路沟。

这时，公路上出现了符芹英校长，他跟我们一样，头上也戴着伪装帽，他的身后是一帮班主任，他们是来检查各班级防空情况的。

十多分钟后，军号又响起来了，防空警报解除了，同学们集队继续前进。

一会儿，队伍离开了公路，拐进了一条水坝，这是竹崀水库的大坝，走完了大坝，我们看见了青山岭。“前面就是青山岭！”队伍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行军的速度加快了。

很快地，一座青色的山峰横在我们面前，它象一匹峻马，奔驰在草原上。青山岭，两头高，中间低，上面长满了茅草和矮小的树林。

“同学们，往上冲！”班主任向我们发出了冲锋的号令。“冲啊！杀呀！”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发起喊来，大家一鼓作气地冲上了山顶，旗手把红旗插到了青山岭的最高峰。

这时，红方的队伍也到了山底下，他们看到我们已经“占领”了山头，也漫山遍野地往上涌来，两支队伍在青山岭上会师了。

我爬上了青山岭最高的地方，放眼远眺，四野一片苍茫，铜鼓岭隐没在云雾中，它的脚下一大片白色，那是八门湾，文昌河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隐隐约约地延伸到了县城，县城显得很小，很小。

近处的村庄，在椰林的怀抱之中，炊烟袅袅，鸡鸣狗叫，一派和平安祥的景象。

不久，太阳坠下了地平线，接着，月亮从远处的椰林中露出了晕黄的脸蛋，好大，好圆，照得大地一片银白，星星也跳出来凑热闹，眨啊眨着眼睛。

在明月高悬的时候，“军事演习”开始了，双方向对方的司令部发起了冲击。按规定，红蓝两方各占青山岭两头制高点设置司令部，那一方抓到总司令，那一方就宣布获胜。

但要抓到总司令很不容易，它隐藏得很深，周围有一大帮军长、师长、旅长等，还有地雷、炸弹，稍不注意就会全军覆灭。

一切都按照军旗的下法，来决定胜负。

我才拿到连长的卡片，那些高一级军阶的卡片，都给跑得快、行动特别机灵的同学拿走了，因此我必须有耐心，不轻易出击，否则就会过早地被淘汰（被捕），玩的机会就不多了。

十时左右，蓝方指挥部下令全面出击，我跟随着同学们向红方司令部逼近。这时，满山遍野都是人，大家你追我赶，混战一团，我连敌我都分不清了，只得在草丛里藏身。

不久，蓝方又吹响了冲锋号，我们一齐呼喊起来，向红方冲去，红方的战旗越来越近了。这时，红方的一个人向我追了过来，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知道他来头不小，回头就向树从里钻，我个子矮小，净往小的地方钻，他个子高大，只得在外面忙得团团转，无奈我何，后来，他跑了。

过了很长的时间，我忍耐不了寂寞，又从树丛里跑出来，一不留神，被红方的人抓住了。大家交换看卡片，他是团长，我是连长，他没收了我的卡片，我战败了，从此成了观战者。

月亮西斜，已经是下半夜了，我感到无事可做，眼皮也有些重了，于是躺在树丛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也许是过度疲劳的缘故，我这一睡竟睡到天亮。当号声把我吹醒了的时候，“战斗”早已结束：蓝方的总司令竟被红方的一个连长抓住了，蓝方战败了。

“军事演习”結束了，我们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回到了学校。

这是一场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战斗”。

借书、买书和“偷书”

我喜欢文学。

早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完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进了文中，我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书籍。但我读书有个“坏习惯”，一是有关爱情的书我不喜欢看。但也有例外，如巴金先生的《爱情三部曲》我就爱看，这部小说也是描写爱情的，但写得好，特别是语言方面，“行笔如流水”，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二是有关描写妖魔鬼怪方面的书我也不喜欢看，如《封神榜》，写土行孙能在地下里行走，假的，我讨厌这样的描写。

在文中，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每当下课时或是没有课的时候，我都要到图书馆里面去走走。图书馆里有阅览室，有大量的报纸和杂志，可以随便翻阅，我一坐下就是一两个钟头，而且从来不挪动过位置。

文中图书馆有大量的图书和资料。我听管理员说，文中图书馆是县里最大的图书馆，藏书最多，而且有很多珍贵的书。

图书馆里有一个藏书库，一般的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借书的手续是这样的：借书人在图书目录中查阅书名，把书名记在借书证上，管理员根据书名，进入藏书库拿出要借的书，交给借书的人。

藏书库中究竟藏了多少书，一般人都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曾三次进入藏书库，才真正的看到里面的庐山真面目。

第一次是在破四旧时，我以红卫兵的身份进入藏书库，清理出不少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我们把那些“黑书”都烧掉了。

第二次是在闹派斗时，我们兵团占据图书馆作为总部，因为阅览室太小，我们便把藏书库里的书柜集中起来，挤出一些地方做为我们的活动场所。我们把所有的书柜都贴上封条，严禁他人随便拿书，那时候，图书馆的书还比较完整，书损失的不多。

第三次是文中大武斗后，我们兵团撤离了图书馆，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些无法之徒便趁机打劫，大量珍贵的图书就无翼而飞。有一次我进入图书馆想拿几本书，当我进入藏书库时，我顿时目瞪口呆，书柜里空空如也，那些无法之徒不但要偷书，而且还要糟塌书，随便在书堆上大小便，藏书库里臭气冲天，我一本书都没拿就逃之夭夭。

一九六八年，文中革委会成立，这时文中图书馆里的书已被洗劫一空，一本也找不到了。是我们毁了文中图书馆。

让我再回到借书上来吧。凡是文中学生，开学时都领到一本借书证，开学一周后开始借书。当时文中的学风很好，借书的学生很多。后来学校做了新的规定，一个学生每星期只能借两本书，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

我的阅读量很大，一个星期不止看两本书，于是我便叫班里的铁哥们帮我的忙，他们的借书证都给我拿去，这样，我一个礼拜就可以看很多书了。

到了初三时，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等，后来我也看了一些民间故事和童话。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把看过的书，都登记在里面，开始是记下书名，后来我连简单的内容也记录下来。

三年来我读过的书有数以百计，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汉代的史记和屈原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的诗词有些我能背得滚瓜烂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都看了好几遍。但《红楼梦》我才看了第一章回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还小，还不懂爱情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看不懂中国这部最优秀的古典文学。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我就经常看。至于解放后出版的那些红色经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红岩》等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我更是爱不释手，里面有些情节，我至今都能背出来。

外国的文学作品，我也很喜欢，如海涅、普希金的诗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我尤为喜爱。我最喜欢的是反映前苏联人民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如《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前苏联英雄尼古拉、奥斯特络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究竟看了多少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至今还珍藏着该书的几种不同版本。

大量的阅读打开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能力，我从书中吸取了无穷不尽的智慧和力量，使我对人生有了自己明确的航向。

从初一开始，我自己买了一些书，我至今还记得我买的第一本书是《战斗在纳莫尔河畔》，那是写东北抗联的故事，书很薄，才一毛多钱。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

那时我一个月才有几块钱的伙食费，我父亲很抠，从来没给过我一分的零用钱，我只能省食俭用，从中挤出一分钱来买书。有时不得不骗他，说学校要买什么资料的，拿他一两块钱来买书，但时间长了，这个方法也不管用。

我每次下县城，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那里就是我的天堂，在那里我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我尽情地吸取书中的营养。有一次，一本好书吸引了我的眼球，我一摸口袋，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办？只好去骗父亲：“爸，学校叫交两块钱买资料。”他一脸的不高兴：“又买什么资料，你一天就知道要钱，我哪里有那么多钱给你？”

我这一招不灵了，脑瓜里马上闪出另一招：“没给钱就算，我不买了，你给我钥匙，我要上楼去看报纸。”父亲见我我不跟他要钱了，他的警惕性也就没了，给了我一串钥匙。

我拿了钥匙，飞速的跑上楼去，打开了房门，这次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从一串钥匙中找到了打开箱子的钥匙，迅速地打开了箱子，只见一叠人民币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箱角，都是一元的，足有几十张，我从中拿了三张，然后关上了箱子。还好，父亲没有上来。接着，我关上了房门，离开了房子。到了办公室，我把钥匙还给了父亲：“都是旧报纸，我不看了！”

我飞快地向新华书店跑去，还好，那本书还安静地躺在那里，我花了一块多钱，高高兴兴地拿到了那本书。

我用这种方式，几次“偷”了父亲的钱。后来我觉得不妥：父母生我养我，我还要“偷”父母的钱，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年积月累，我的书库慢慢地胀大了起来，到了初三毕业时，我自己的藏书已达数百本了。

我从借书、买书，最后发展到了“偷书”。在当时，我并不觉得偷书是一种盗窃行为，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况且，我当时穷得连一个铜板都没有，“饥寒起盗心”，情有可愿。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照样到县城逛新华书店，一本新书象宝贝一样牵住了我的心，我一口气把它看完，舍不得放下来，觉得它有收藏的价值，可是我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办？一个邪念占据了我的头脑：买不了就偷，一本书算什么？那天晚上书店里人很多，营业员忙得团团转，无暇他顾。我慢慢地挪动到了灯光阴暗的地方，乘人不备，用最快的速度把书夹在背后的皮带上，让衣服把书盖住，当营业员正忙着收款盖章的时候，我偷偷地溜到了书店外面，我得手了。

后来，我采用同样的办法，偷了几次书，营业员从来就没有发现过。这时，一个警钟在我的脑瓜里敲响：如果继续干下去，终有一天会被书店发现，那后果会相当严重，我会因盗窃行为而被开除，为了一本小书而毁了自己的前途不值得，于是我很快就收手不干了。

在学校里我也有“偷书”的行为，不过做法跟书店不同，我经常向图书馆借那些短篇小说集，都是厚厚的一本，我把书的封面拆开，把书的一小部分拿出来，然后把封面装好，一般人看不出这本书已经被拿走了一部分。我把书还给图书馆，管理员根本看不出这本书被拆过，这本书的一部分也被我偷了。

我的书越来越多，把书柜都给塞满了，我想，我将来会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骤然而来，我狂热地投入这场风暴中去，无暇他顾。当运动結束，我回到乡下，看到书柜空空如也，我的书也被村里的兄弟们“偷”光了。

学习劳动相結合

在文中，我经常听到我的班主任尤能樊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增长人的智慧，劳动锻炼人的意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中把劳动排在与学习同等的位置上。

在那个年代，物质相当贫乏，粮食紧张，生活条件很差，很多同学营养不良，体质达不到理想。学校除了狠抓教学质量外，还安排了很多课外劳动，甚至是一些体力强度比较大的劳动。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考验。

在初一的第二学期，刚开学不久，我就碰上了一场体力强度较大的劳动：挑沙建体育馆。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劳动，全校的师生员工都踊跃参加。我在这场劳动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那个年代，正是我成长身体的时候，由于得不到正常的食物，我患了营养不良症，体小力衰，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劳动中，我不怕苦，不怕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班主任的表扬。

在初二时，我们参加较大规模的劳动是农忙假劳动。那时候党号召各行各业都来支持农业，学校也不例外，每到农忙季节，学校便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帮助社员收割稻子。

在九月秋收大忙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了清澜公社陵村大队第二生产队。当我们打着班旗：文昌中学初二2班，唱着《贫下中农一条心》的歌曲来到村里时，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晚上，全班同学和社员们在文化室里开会，生产队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学们，我代表全体社员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在秋收大忙的日子里，你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放弃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赶来帮忙我们秋收，支援农业生产，我和社员同志们再次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班长也在会上讲了话：“我代表全班同学对贫下中农的热情接待表示充心的感谢（他把衷字念成充字，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要学习你们的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同学们一齐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最后班主任尤老师对明天的劳动作了安排“-------你们在劳动中要注意安全，可不要割稻子连自己的手指也一齐割掉噢！”他的幽默引起了同学们的一阵笑声。尤老师住在学校，劳动时他才骑单车过来。

第二天起床后，我们吃了生产队给的椰子粥早餐，便跟社员们一齐赶往大田洋。

在陵村河两岸------就是我们捞沙的那条河，是大片大片的田野，里面长满了金灿灿的稻子，秋风吹来，田野里翻滚着金色的稻浪，好一派丰收的景象。

今天是混合劳动，即学生和社员在同一块田里劳动。班里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配备两至三个社员，由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割稻子、堆放稻子和绑稻子。其实这些劳动技术我早就学会了，在小学时我多次参加过这样的农忙假劳动。生产队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把镰刀。

第一天的劳动不太紧张。刚开始社员们在地里做示范，同学们站在田埂上观看。社员们特别强调，割稻子要贴地割，不要往上割，这样，对以后的操作就有难度。

接着，大家都下了田埂，在地里跟社员们一起割起稻来，一位社员带着几位同学。我跟着一位社员在后面割，我在小学时学过割水稻，而且割得很快。我割着割着，眼看着就要超过那位社员了，但我顾着他的面子，故意在他后面慢吞吞地割了。半个时辰，这块地里的稻子割完了，社员们检查了同学割过的稻子，有一位社员特别仔细地看了我割过的稻子，问：“你割过稻子？”我回答：“我早在小学时学过割稻子。”他表扬了我：“你割得很整齐，很干净，速度也很快，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我有点飘飘然起来。尤能樊老师也赶来跟我们一起劳动，他不在乎我们干得怎样，只在乎安全，他再次跟我们开了玩笑：“你们千万不要割伤了手指，那写字就有问题噢！”

一个上午我们割了一大片水稻，然后收工回村，干饭加白菜汤，没有肉，油也很少。

下午我们继续跟社员一起劳动，我被分到打谷场打谷子。当我们赶到打谷场的时候，打谷机正在“隆隆”地响着，几位社员非常轻松地踩着打谷机，稻谷在他们手中飞扬，场面很刺激，我们也感到手里痒痒的，想马上出阵。社员们看到我们来了，便让出打谷机，叫我们接手。几个同学很快就学会，但我就不行，脚用里往下踩，打谷机不是被卡住，就是不转动，弄得我下不了台了。后来我干脆放弃了：“这东西我弄不好，我还是割稻子，你们谁上来？”

晚上，尤老师赶来村子，把我们都召集到文化室。他幽默地对我们说：“大家都非常辛苦地干了一天，现在我来给大家放松一下，我们来学唱革命歌曲好不好？”“好！”同学们齐声欢呼起来。

尤老师把抄好的歌曲挂在黑板上，先介绍歌曲的内容：“我们今天学唱的歌名是《歌唱好八连》，八连是解放军一个著名的连队，长期驻守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接着，尤老师直接教我们唱歌词，经过几番教唱，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

最后，在尤老师的指挥下，我们动情地合唱了这首歌，歌声嘹亮激昂：

好八连，八连好

八连的红旗举得高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香风毒雾刮不倒……

几十年后，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我都情不自禁回忆起我们当年参加农忙假劳动的情景。

第二天，我们不再同社员一起劳动了。生产队长把我们直接带往田洋，他指着一大片稻田对班长说：“今天你们的任务是把这一片水稻收割完！”他看到班长脸有难色，连忙改口：“你们自己干吧！干不完我们来帮你们！”

班长把各组组长找来，具体划分了各组的任务，组长又把各人的地块落实，于是，我们开始了一场劳动竟赛。

开始，大家的干劲很足，劳动场面热火朝天，这边唱起“大生产呀么呵嘿”，那边便喊起口号“加油干啊”。不久，歌声停止了，口号也听不到了，只听到一片“嚓嚓嚓”的响声，同学们都在争分夺秒地收割稻子，谁都想用最快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中午，许多同学刚吃完饭，放下饭碗就奔向田洋，各自在自己的地块里奋力苦战。

我也不甘落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拼搏，下午三点多钟，我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不怕疲劳，赶去帮助其他的同学。许多同学也是这样，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都发扬了互相帮助的精神，自觉地帮助那些落后的同学。人多力量大，四点多钟，当生产队长带人来帮忙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班主任尤老师对今天的劳动作了总评：“同学们今天干得很出色，圆满地完成了班里的任务。特别是那些已经完成任务的同学并没有休息，而是发扬了雷锋精神，赶去帮助那些落后的同学，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要继续发扬！”他表扬了一批在劳动中发扬雷锋精神的同学，其中也有我的名字。

一连几天，初二2班全体同学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出色地完成了收割任务。星期六，生产队特地杀了一头猪，犒劳我们同学，我们在吃了一顿带有猪肉的饭菜后，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学校。

在初二的第二学期，我们又参加第二次的农忙假劳动，地点在城郊公社的造福大队，这一次劳动更为艰苦，在稻田里有不少的蚂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吸人血的怪物，心里感到非常害怕，后来也慢慢习惯了。这一次劳动同学们干得非常出色，仅用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到了初三，我对集体劳动就不那么积极了，主要原因是初三的学习任务很重，我们面临着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这是最关键的时候，如果不集中精力抓好学习，不毕业或考不上高中，那就是自毁前程。但我又不要表现得太露骨，因为参加劳动是学生鉴定的主要内容之一，我绝不会让班主任在我的鉴定里写上“劳动消极”或是“讨厌劳动”等词语。

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初三第一学期，我参加了县城整治水涯崀工程的劳动。这次劳动非常艰苦，而且长达半个多月。我们整天劳动在工地上，主要任务是挑土填坝，当时整天风雨交加，道路泥泞，一不小心摔倒在地，满身泥水，样子非常狼狈，每次收工回来，都累得站不起来，苦不堪言。有一次直到晚上八点钟才收工，我患了夜盲症，冒着大雨迷迷糊糊地赶回学校去，当我走到一口水井旁边，一个闪电在我头上炸响，我看到我的一只脚正要跨进水井，吓得我全身冷汗直冒，我想，如果不是闪电的话，我肯定会摔倒在水井里面了。

初三毕业后，我在参加了中考后，又参加了南阳公社的竹包水库建设。这时，我对劳动完全抱着消极的态度：我们都毕业了，还叫我们来参加劳动，搞什么名堂？我几次装病不上工，在宿舍里跟同学聊天或睡觉，后来给班主任陈焕炎老师发现了，把我骂个狗血淋头。

竹包水库的劳动結束后，我回到了学校，这时我被告知：我考上了文昌中学高中。

回顾文中试验班

我在考上文中的时候，有幸碰上了文中的新制试验班。

一九五九年，苏联教育专家谢、伊、纳乌莫夫来文昌中学视察，他在对文昌中学的教育和教学工作进行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调查以后，在文中召开了一个有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介绍了苏联的教育改革经验，并建议文昌中学按照苏联教育的模式，创办具有试验性质的班级，名称叫新制试验班。

这种新的班级同原来的普通班级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一是学制不同，试验班打破了原来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学制，实行五年一贯制，没有高初中之分，学生从一年级一直读到五年级，直接参加高考，学制缩短了一年。二是教材不同，试验班采用的是新编的教材，基本上是苏联教材的改制，无论是从内容方面，还是从难度方面，原来的教材根本无法比拟。三是考核教育质量方面，试验班采用的是苏联的五分制，而不是中国的百分制。

校长符芹英支持苏联教育专家的意见，认为这是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好建议，文昌中学已经完全具备创办新制试验班的条件。他先后向广东省教育厅、海南行政区教育局打了报告，要求上级教育部门批准文昌中学创办试验班。

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在中国有极高的威望，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苏联的教育在世界上比较先进，产生很多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因此上级教育部门很快批复了符芹英校长的报告，同意在文昌中学创办新制试验班。

一九六零年，文昌中学招收第一届试验班，从全县挑选成绩优秀的学生名，编成四个班。高中继续招普通班。

为了办好试验班，符芹英校长亲自下到各中学，通过听课、考核，挑选那些最优秀的教师来文中，担任试验班各门功课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个个都是强手，他们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管理学生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一九六一年，文昌中学招收试验班第二届学生，同样编四个班，人。这时，海南中学、琼海加积中学，也创办了试验班。

符芹英校长、符郁文教导和谢源璜副教导亲自抓试验班，他们按照苏联教育改革的经验，結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整套的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对试验班的学生进行精心的管理。例如：

宿舍制度，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打扫宿舍卫生清洁，被子要叠整齐，生活用具要放在固定的位置，蚊帐、草席要保持干净整齐。学校值周班天天检查，天天评比。

午睡制度，学校要求学生在午休时间一律不准外出，学生要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午睡时学生不准说话，不准看书，班主任要天天下到宿舍里去检查学生的午睡情况（女生宿舍由女教师检查）。

早操制度，学生要按时出操，队伍要整齐，口号要响亮，做操要认真、规范。值周班对各班级的出操情况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好的表扬，差的要批评，每周要进行一次总评。

就餐制度，学生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位置（每班在大饭堂里有两张大饭台）里就餐，饭台和地板要保持干净，吃饭的时候不准大声叫喊，不准学生利用伙房的柴火（指木炭）煮东西。有一次，我在伙房后面用木炭煮萝卜干，結果被谢源璜教导发现了，连我的小锅也给他打破了。

当时学校还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一九六二年，我幸运地考上文昌中学第三届试验班，由于财政困难，这一届试验班才招人，编两个班。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已经成为中国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教育体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文中不再招收试验班了。我成了文中试验班的最后一届学生。不久，试验班的名称也取消了，一切都回到了原状。

试验班虽然被取消了，但符芹英校长仍然坚持原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仍然坚持原来为试验班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来管理学生。严格的考核制度不变，如主要科目语、数、英年考（含补考）一科不及格就要留级，留级两年就要退学。第一届试验班每班五十人，由于许多人留级，到初三时每个班只剩下三十多人。

尽管取消了试验班，但文中还是保留着没有试验班名称的试验班，第一届试验班初三毕业后考高中，文中把原来试验班中的同学全部集中在3班，定名为尖子班，这个班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素质方面，都是全校最好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个班有十七位同学参加考试，全部考上了大学。后来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的试验班也照此办理。

一九六四年是文中建校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有三位同学考上了清华、北大。如果不是政治大运动的突然爆发，这个原来试验班的3班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就肯定不止于三个人。

文中试验班是文昌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但是，命运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公平，突兀其来的政治斗争的漩涡把他们推向另外一个角落，使他们成为那个年代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一代。

政治风暴的前兆

一九六五年，我考上了文昌中学高中。这时，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在孕育之中。

在高一，由于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我对“政治”格外地热心起来，每天，我都贪婪地阅读着《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目光寻觅着我所需要的东西。我自己准备了一个本子，把报纸上流行的语句都记录了下来，什么阶级斗争呀，意识形态呀，兴无灭资呀，反修防修呀，我都一一的记在本子上，刻在脑子里面。

这时，学校对教学工作也不象以前那样抓得那么紧了，而是越来越热衷于政治运动。教师上课随随便便，学生学习松松稀稀，学校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九月，开学不久的一天，学校召开了全校的忆苦思甜大会。校工哥梁在大会上控诉了旧社会地主阶级对他的迫害和摧残，旧社会夺去了他的双亲，他成了孤儿，流浪街头。他边讲边哭，许多同学也泪光盈盈，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怒吼：

打倒地主阶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学校广播站也越来越频繁地播送《忆苦思甜》这首歌。

不久，学校又举行了另一场忆苦思甜大会，青年教师郑某某在大会上控诉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滔天罪行，他泪流满面，语言尖刻，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师生对旧社会对统治阶级的刻骨仇恨。会上，师生们动情地唱起了《忆苦思甜》歌：

天上布满云

月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受苦把冤诉

黑暗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此后，学校多次带领师生到县城里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组织师生观看电影《收租院》。越来越频繁的政治活动把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学校广播站也推波助浪，天天广播那些煽动性强烈的歌曲：

工农兵，心最红

革命路上打先锋

拿起笔杆去战斗

牛鬼蛇神一扫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中国要开展一场政治大运动的信号弹。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在中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也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场政治大运动中迷失了方向，越陷越深。

到了一九六六年的第二个学期，学校虽然还在上课，但是政治空气越来越浓了，我和同学们都静不下心来读书，而是兴奋地